（青海省化隆县山乡风景）

岁 月 留 痕

我们以宁静的心去超越岁月的仓促和嘈杂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       ——林语堂

       曾经，与妹妹依随着母亲，在青海黄河上游的北岸化隆县，之偏远山沟中的甘都农场（文革中的“五七”干校），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活。
       偌大的农场里，“右”派、“走资派”、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比比皆是；记得我家的前院，住着解放后首任延安市长一家。彼此都同为着一个目的而来——接受思想改造。
       母亲因家庭出身之故，属众多“右”派中一分子；白日里从事繁重的田间农活，晚上开会接受批斗，深夜方才能回到家中。
        言称是一个家，不足十五平方米黄泥土坯房而已；晴不挡风阴不遮雨；最是难熬，那西风烈烈中的漫漫寒冬。
       为照看年幼的妹妹，我入校上学时，已是小学四年级；首次堂中测验，就得了班中第一。全仰着母亲之前在家得法的教育，也算争了一点面子。
       有一年，逢着妹妹的生日，母亲怀抱起尚不能很好行走的妹妹，牵领我，穿过撒拉族人居住的村庄，来到黄河沿边一处无人的沙滩地。
       那日，我们母子仨人，在洁如玉带的沙床上，尽情的翻滚嬉耍着；饿了啃一口带来的干饼，在封冻的河面，寻找结晶的冰柱解渴。
       望着妹妹踉跄不稳的走在沙窝间，母亲破涕而笑出了泪。这也是此生中，我所看到母亲唯一的一次，欢心带泪的笑。
       政治与生活的双重压迫，使母亲始终再也笑不起来；若干年后，她也是在神智不清中，噙着闭目中的泪，别离了这个生不逢时的世界。
       在甘都，我见着了生父最后的一面。他是自内地辗转千里来高原探望我们；许多年过后，我才得知他惨死的噩讯。他的父亲我的爷爷，是国民党的上层军官，四九年前去了台湾；文革里，父亲终是逃不过这一劫的。尽管他的前半生在京城有过不凡的业举。
       往事沉沉，回首便潸然。

（祁连山）

       甘都是个小镇，县府设在化隆；化隆县城古称巴燕戎。
       自清朝末年到四九年解放，“西北王”马步芳两代四马统治青海四十年整，马家便是由化隆而兴势发达的。
       甘都镇黄河沿边的丛林中，有一处青砖楼群的硕大宅院，可堪比于四川大邑刘文彩的庄园；如城墙般厚实的院墙内，设有公馆、金库、花园和后宫，占地有百亩之余。未曾踏足亲临，你是很难相信，它是建在黄河上游偏远的大山深处。
       这便是马步芳在甘都的别墅——马步芳公馆；建于一九三六年，实是马家的淫乱之地。而那砖砖瓦瓦中，却是永远凝固着被俘西路红军战士的血肉与生命。
       在西北高原，我唯一熟知并关注着的一段历史，就是西路红军的血泪史。
祁连山下，历史在这里有过一个湾。

（黄河虎豹口，浴血西征从这里开始）

       那是一段湮埋达七十余年，极之惨烈悲壮的历史；国人不应忘记。
       一九三六年十月，中国工农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，之时红军主力已达七万之众。
       奉中央之令，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领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，西渡黄河，入临泽县境内遭遇马步芳部围截，在蓼泉、倪家营、西柳沟、梨园口等地浴血奋战七十余天，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。
       西路军惨败，是红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；乃为中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(方面军一级的)。
       据史料记，西征时，西路军共有将士2.18万人。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，李先念、程世才等人率左支队残余420余人到达新疆星星峡与中央代表会合为止，不足半年间，伤亡7000余人，被俘后遭虐杀、活埋5600 人，被营救返回延安 4700人，散失、流落在河西民间4500余人。
       徐向前和陈昌浩，靠化装行乞，才得以脱离危难，潜回陕北。
       西路军统共只有二万余人，这几乎是当时全国红军总数的2/5；惨败的直接后果，是严重削弱了抗日红军的实力，红军总人数锐减至四万。
       威名赫赫的红五军团，红九军，红三十军及其他著名的红军部队，就此从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消失；许多经过土地革命和长征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，相继阵亡，悲壮的消失在祁连山下漠漠黄沙之中。
       共和国成立之后，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，八大军区中的七大军区司令，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等等，均是出自于西路军残部的428人中。已然可见，当年西路军将士之精锐强干。
        是非功过，谁人来断！
       毛泽东，张国焘，周恩来，陈昌浩，徐向前，李先念，董振堂，孙玉清，熊厚发，王树声，李卓然，曾传六，李特，黄超等人，在这段浴血西征的悲壮史中，写下了自己灵魂的春秋。
       李敖在《万命归西，直笔属谁？》文中，以这样一句话结尾——
       历史自有公论，还是让历史自己来评说功过吧！

（出征前的西路军）

       惨烈的硝烟后，不幸的命运却还在继续。
       回到延安的李先念，组织上原是将他由军政委降至营级，经毛泽东干预方才作罢。突围到新疆的西路军参谋长李特、红五军政委黄超，不久便以托派之罪名被枪毙。
       爱将李特、黄超的被杀，张国焘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他在回忆录里写到：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讲理的范围，也无法申诉，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。一九三八年四月，在西路军兵败后一年，他籍着祭拜黄帝陵之机出走。
       西路军的军政委员熊国炳，在西路军被打散后，隐姓埋名，留在当地做了农民，再也没能回过家乡；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活活饿死在大雪天里。
     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大部分西路军流落干部、战士被打成“张国焘的走狗”、“叛徒”。
       在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的战场上，西路军组织部长张琴秋在一块门板上，生下了她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、政委陈昌浩的孩子；因戈壁滩天寒地冻，产后她失血过多而昏迷，孩子最后被埋在沙漠里。
        建国后，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，在“文革”受到诬陷和迫害，不堪忍受下，愤然以死抗争，坠楼而亡。
        一九六七年，已是六十一岁的陈昌浩，在惨遭毒打后服药自尽。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，却仍是被投进监牢；三个儿子被逼四处逃命。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，骨灰扬弃于荒野；现今八宝山革命公墓陈昌浩的墓穴里，只是一个空骨灰盒。
       原西路军有两个女红军团，约二千余人；河西战死近千人。被俘后，被马步青赏赐给部下，忍辱含屈，备受折磨。被摧残、蹂躏至死者达五百余人，散失在民间有数十人；只有几十人或被救回，或是逃命而去。
       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经辗转反侧，逃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得到解救。
       而被俘后，遭尽磨难，费时三年，逃离虎口的另一位红军妇女团长王泉媛（前湖南省长王首道的前妻），因离队时限超过规定，不被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接受，靠乞讨回到家乡江西，嫁给湖北小商贩；从此隐姓埋名,在凄凉中渡着余生。
        原西路军前进剧团的演员陈淑娥，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长征路上相互产生感情，并生了个孩子。西路军兵败，陈淑娥也没能逃脱被俘的噩运，因其她年轻貌美，被迫当了马步芳属下一个军官的小妾；为保护她和孙玉清的后代，她受尽屈辱，顽强地活了下来，以一生为代价存活了烈士的遗孤。
       ……
       仰天长啸，何其悲哀。
       八十年代初，经由陈云、李先念、徐向前三位西路军亲历者的干预，邓小平全力支持，西路军惨败的历史真相，才逐步得以澄清。
       一九九○年，徐向前去世；一九九二年，李先念去世。遵照他们相同的遗愿，骨灰撒向了曾浴血战斗过的大巴山、大别山、祁连山、太行山一带。

（西宁烈士陵园，西路军烈士烈士雕像）

       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南川东路的烈士陵园，是由烈士像雕塑群、纪念碑、烈士墓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等组成；园内安葬着1776位烈士的遗骨，其中包括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内的840位红军烈士。
       青海省政府在孙玉清烈士牺牲地，为他建了汉白玉雕像和纪念碑。
       始建于八十年代末的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”，当时，是由我所在的建筑公司中标。更为具体的是，项目是由我所负责的工程处施工建设。
       纪念馆开馆后，我多次去过，为着历史。
       馆内血染的陈列物，以及那段太过悲壮的浴血西征，今生的我，将无法忘去。
       那年月的家事、国事，于心长久的痛着；不堪追忆，又不忍不追忆。
       岁月留痕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 （未完待续）